湘中灵秀千秋水 中药飘香金湘潭

《潭城古韵》局部（当代中国山水画家陈文杰创作）。

地处湖南中部偏东的湘潭，别称潭城，简称潭，因盛产道地药材湘莲又被称为莲城。隋代，湘潭全境属潭州长沙郡。唐代天宝八年（749年），从隋代划定的湘潭和衡山两县北部区域划出新的湘潭县。湘潭县在元代升为州，至明代初年又降为县，归属长沙府，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湘潭在明代末年以后逐步走上繁荣时期，清代获得“小南京”“金湘潭”等美誉，成为湘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和江南地区的中药材集散中心。

商业繁荣和药市兴盛

湘潭的崛起和发展，得益于湘潭的优越地理位置。从陆路来看，湘潭境内有多路古驿道通向毗邻县、省，系广东、广西与北方通商的重要埠口。从水路来看，流经湘潭的湘江和与其汇流的涟水，无礁石湍急之险，是内河航运的黄金水道。发源于广西兴安县、灵川县的湘江，经过株洲后向西拐了一个大弯，从西南面流经湘潭老城区。湘潭的沿江岸线有很多地方适于修建货运码头，清代中期共有50多个码头。交通便利而安全，是湘潭由人烟稀少逐步走向人丁兴旺的基础条件。

湘潭在进入唐代之后，发展为江南地区一个引人注目的城镇聚落。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重臣、书法家褚遂良在《湘潭偶题诗》中写道：“远山酋萃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在他的描绘中，公元7世纪中叶，湘潭城区内道路纵横交错，商业初兴，夜里到处灯火通明。唐代中期，沟通中原与岭南的商路原本有两条，其中经江西赣州穿越大庾岭的东路因安史之乱而中断，另一条经湘潭、郴州穿越骑田岭的西路成为了唯一的一条通道，湘潭借此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晚唐诗人许浑非常看好湘潭的发展潜力和前景，赋诗《送客南归有怀》道：“绿水暖青蘋，湘潭万里春。瓦樽迎海客，铜鼓赛江神。”

历经宋、元两代的社会变迁，明代中后期湘潭商贸在米、绸布市场的拉动下渐显繁荣景象，江边修筑新码头，街区加盖新店铺，湘江上帆樯林立，街市里万商云集。湘潭作为转口市场极具辐射力，第一批药业拓荒者在这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四川等地越来越多的药商纷至沓来，在以“总”作为通名的湘潭沿江街区摆摊建栈，从事药材转口交易，湘潭药市初步形成。“总”即为“总甲管辖之地”。一总、二总、三总等，原本是由元代官府划定的街区，每个“总”均建门楼、栅门，委任蒙古人、色目人以总甲或总爷的身份担负管理之责。“总”作为湘潭特有的街区指位用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清代以后，湘潭药市逐步走向鼎盛时期。光绪年间刊刻的《湘潭县志》中记载曰：“自前明移县治以来，杨梅洲至水东门岸，帆樯檥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以江西临江府药商为代表的外地药商，来到湘潭后纷纷在沿江的十总、十一总、十二总一带开设各种类型的药业店号。湘潭药市货源充足，品种齐全。广东、广西的地产药材和东南亚国家的进口药材，跨越南岭顺湘江进入湘潭。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所产药材，顺长江东下经洞庭湖溯湘江而入湘潭。甘肃、陕西、山西等地所产药材，则顺汉水经汉口药市转运至湘潭。汇集各地道地药材的湘潭，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采购者。每天，十总至十二总一带，江上舟船络绎，陆上车水马龙，时常交通堵塞，出现“药袋塞途”的场景。乾隆年间，湘潭的药材行、药栈、药庄、药铺等药业经营户有二三百家，从业者超过五六百人。

与河北祁州（今安国市）、河南禹州、安徽亳州、江西樟树等地的药市有所不同，湘潭既没有以药材交易为主的大型庙会，也没有定期举办的药材交流大会，湘潭药市的药材集散方式主要是常年在货栈、店铺里进行的现场交易。

江西药商成为药市主角

明清时期，江西的很多地方流传着鼓励到外地经商的民谣：“一把包袱一把伞，走到湖南当老板。”江西和湖南接壤，善于经商的江西人从明代开始就将湖南作为外埠经商的首选之地，其中湘潭和常德是两个聚集点。江西临江府清江县（今樟树市）及其周边的丰城、新余、南昌等县，汉代属豫章郡，湖南人长期将江西北部一带称为“豫章”。据光绪年间《湘潭县志》记载，清代初年经历了“三藩之乱”，湘潭县百业渐兴，“城总土著无几，豫章之商十室而九”“东界最近江西，商贾至者，有吉安、清江、抚州三大帮。余相牵引，不可胜数”“临江擅药材，岁可八百万”。

清江县在明代即有“药码头”之称，是江南地区的主要药材集散中心。进入湖南的商人，药商自然占有很大比例。他们起初以挑担、推车的方式，在湘赣边境区域贩运药材，后来渐次扩大活动范围。清江县樟树镇一位黄姓药商，运输药材来湘潭销售，舟车劳顿数年后，略有积蓄，在湘潭城区开设了第一家代客买卖的药材行。药材行生意渐趋红火，吸引了更多的江西药商前来淘金。

为了维持市场秩序，清代乾隆年间户部对各地做大宗药材交易的药材行予以总量控制，湘潭的限额为10家。乾隆四年（1739年），获得户部颁发的牙纪行帖的10家湘潭药材行，东家均为江西药商。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将江西药商统称为樟树帮或临清帮、临丰帮。

以樟树帮为习惯称谓的江西药商，是明代末年至民国时期湘潭药市的主角。20世纪40年代初，在尚未遭受日寇洗劫的湘潭，樟树帮开设的药材行已有30多家，管理者、雇员、药工、行工（搬运工）等从业人员共计1000多人。1950年，湘潭市进行私营企业登记时，申请登记的药材行、药栈、药庄、药铺等共159家，其中樟树帮为77家，约占半数。湘潭药市在很多方面打上了樟树药市的印记，药商和雇员沿袭家乡习俗，恪守樟树帮的各种规矩。清末民初的一段时间，有人将湘潭列为与樟树相并列的“天下药都”，甚至还将樟树药市的宣传语做了本土化改造：“药不到湘潭不齐，药不到湘潭不灵。”从明清时期湘潭药业的起源和渐进发展来看，湘潭药市是樟树帮人力资源外溢的产物，是樟树药市向邻省湖南的延伸和扩张。

明清时期，在湘潭经商的各地商人先后修建了八九十座规模不等的会馆。发展到后来，大型会馆不断进行修葺、扩建乃至重建，各地商帮颇有通过会馆显示经济实力的意味。位于十总正街的江西会馆，初称许旌阳祠，又名万寿宫。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以药商为主体的江西商人捐款重建了江西会馆。该馆为园林式建筑群，包括门楼牌坊、春秋阁、正殿、后花园等部分。正殿建于石台基上，四周立石柱24根，重檐歇山顶、五色琉璃瓦，金碧辉煌，气势恢宏，为清代园林的经典之作。这座堂皇富丽的会馆，是湘潭药市兴隆的重要标志。民国时期以来，江西会馆因年久失修，主体部分逐渐圮毁进而被拆除，如今仅余门楼牌坊和后花园里的夕照亭等遗迹。今天，我们看到门楼牌坊上的精美浮雕、镂雕，仍可以想象出江西会馆曾有的神韵和风采。

湖南湘潭的江西会馆残存的门楼牌坊。

湘潭樟树帮的管理组织

江西会馆是江西籍药商和药材商号雇员客居湘潭期间的聚集交流场所。他们在这里，年节拜祖祭祀，畅叙桑梓情谊，互通药业信息，培养人脉资源。江西药商在湘潭形成帮口之后，其所属各个堂会又将江西会馆作为聚会议事的场所。帮口及其堂会有效地履行了调整劳动关系、化解同业纠纷、维护药帮利益、开展公益活动等职能。

清代中期，樟树帮药商在江西临江府樟树镇正式结帮，建立担负交际协调、自我管理职能的组织机构。临江府及其周边各县在外地的药商也纷纷结帮设堂。

外地樟树帮与临江樟树帮虽然常有联系和交往，但不存在隶属关系，组织机构也不完全相同。湘潭樟树帮的堂会组织，包括崇谊堂、全美堂、崇庆堂、崇福堂、福顺堂、聚福堂、怀庆堂、公正堂等“八堂”。崇谊堂是各家药材行、药栈、药庄、药铺老板参加的组织，对其他七堂负有统领之责。全美堂是药材行老板参加的组织。崇庆堂是老板、朝奉、账房、伙计、学徒都要参加的组织。崇福堂是买货客（采购员）参加的组织，福顺堂是川货客参加的组织，聚福堂是汉货客参加的组织，怀庆堂是怀货客参加的组织。公正堂则是专门负责统一校秤的组织，农历每个月二十四日在指定的衡器店校验各家使用的称量器具，力保药材交易公平公正。湘潭樟树帮各堂的头领，有董事、首事、堂长等多种称谓。起初，头领由各店号轮流担任，一年一换，称为“值年”。每逢值年时，就由值年的店号老板负责处理本年度的各种事务。后来，则大多通过推举的办法选择头领，被推举者都是在湘潭有影响力的大店号老板和有公信力的朝奉、伙计、徒弟。老板、朝奉、账房、伙计、药工、学徒等参加堂会，都要交纳相当于一个月薪俸的入会金。参加了堂会才算入了当地的樟树帮，而只有入了帮才能在本帮的药材行、药栈、药铺、药庄就业。从老板到学徒，入帮就必须遵守帮规。

为维护本帮信誉，兼顾各方利益，防止技艺外传，湘潭樟树帮与各地樟树帮都有口口相传的帮规，虽然未见正式文本，但基本要求十分相似。帮规既包括用工、交易规则，又包括个人行为规则。例如，各店号不得招录非原籍的学徒、不得雇用非原籍的伙计。在交易上，要求不瞒秤、不吃价，也不贴秤、贴价、贴行佣；远近无欺，公平合理；成交后亮出粉牌，公之于众。所有雇员不准赌博、嫖娼、偷盗、抽鸦片；不准挪用客款、挪售客货；不准携带家眷，不准与当地女性成婚。如果发现雇员有不良行为，即行扣压行李被服，经公议后予以开除，并通报全行业，永不录用。当地的外帮店号，也不得录用被樟树帮除名的人。这些帮规是为了对全帮上下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约束。湘潭樟树帮为湘潭药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