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史（八） 国民政府卫生部会议通过余云岫提案

国民政府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正式建立，卫生部长由冯玉祥部下薛笃弼兼任，副部长由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兰安生举荐的刘瑞恒担任，掌握卫生部实权，刘瑞恒不久即接掌部长之职。

上世纪30年代，围绕中医教育正式立案问题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虽然中医界继上海丁甘仁举办中医学校之后，各地兴办多所中医学校，但仍未争得完全合法的地位。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虽然由汪企张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但同时支持中医教育的提案也被封杀。而教育部继续坚持错误立场，于1929年4月29日，下令各中医学校改称传习所，并不得在教育机关立案。这充分说明教育当局几年前在文字上的退让是虚假的，而废止中医的政策根本未变。

1929年2月23～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刘瑞恒部长主持，出席者有国民党中央代表，西医院校领导，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市卫生局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等17人。其代表无一名中医，几乎完全是西医。他们在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的4项提纲，一致通过了由余云岫提出的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如果该提案得到实施，中国医疗保健数千年积累的优秀遗产，就会被彻底消灭。

面对如此残酷的局面，中医界、中药界，海内海外，无不为之震动，各地中医药团体、期刊报社、商会，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强烈反对。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开幕，有来自15个行省、132个团体、262名代表。大会提出响亮的口号。“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民病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遍于中医、中药界与药店之醒目处。在会场悬挂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止经济侵略。在三天大会上，提案达193件。大会议决：发表宣言；组织成立永久性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推选谢利恒等五人组成晋京请愿团，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请求中医药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准予立案等七项要求。经请愿团21~24日连续不断分别向国民党三代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请愿，“请求排除中国医药发展之障碍以提高国际上文化地位”，“明令收回废止中医议案，并于下届卫生委员会加入中医，以维国本而定民心事”。并走访国府各政要，寻求理解与支持。但教、卫两部仅作了很有保留的回应，教育部答称：“今后对于中医学校一律组织中医讲习所，准予备案”；卫生部则电称：“查中药一项，本部力主提倡，惟中医拟设法改进，以期科学化，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决案，并无废止中医中药之说”。应该说这次声势浩大的抗争，虽然未获全胜，但成绩不小，至少迫使国民政府卫生部不得不将废止中医案暂时搁置起来。中医界深知，请愿并未能改变教、卫两部掌权者要废除中医的根本立场。

中医界成立之全国医药总会执、监委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对教、卫两部实际上仍坚持其废止中医的举措，于1929年12月1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者有17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区223个团体、457名代表，经过5天的讨论。议决：组织由23人为代表的请愿团，提出更具体的要求：撤销阻碍中医发展的各项政令。在海内外中医界强大压力下，此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撤销教、卫两部的命令，以示维护。至此，中医界之抗争应当说取得了胜利，然而在有关教、卫两部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仍然我行我素，或不断刁难，或违背《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所申述的蒋介石手谕。实际上，再次请愿的胜利，又一次被逐渐淡化而再次化为泡影。

中医界的抗争由不断斗争中增长了经验，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有管理全国中医中药事宜之（行政）权”，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于1930年1月，将设国医馆提案与馆章呈国府。1930年5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226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行政院长谭延闿联合陈立夫、焦易堂等中委7人，在会上重提此案，获得通过，这就是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冲破重重阻力在南京正式成立的历史经过。

经中医药界代表217人、社会各界代表300多人，推选出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43人，理事98人，于1931年4月17日，国府813号令公布。中央国医馆理事会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等10人为常务理事，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央国医馆之建立，应该说是中医药界保存中医药、发展中医药的一次不小的成果。中央国医馆与地方分馆、支馆，在教、卫两部不断改变脸谱的应付下，加之只是一个半行政、半学术性组织，经费十分有限，甚至完全变成学术组织，没有了政府经费来源，加之内部分歧等，作用越来越局限，效益也不断缩小。必须着重强调指出，如果没有举国上下的抗争，没有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与运筹，不但保存不了中医药的一线生机，使中医药在逆境中难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中国人民数千年的珍贵遗产中医药学必将遭到灭顶之灾。令人叹服的是在20世纪前50年间，中医学在不断的抗争中，依靠自身力量，先后兴办70余所中医学校，创办中医期刊近200种，出版中医图书，据《联目》统计，单理论本草部分，就有400多种，若将方书类、临床各科以及养生保健等统计在内，恐有2000种左右，如此大量期刊与图书，在激烈反废止的50年间展现在医学界，展现在全国民众面前，不能不认为中医药学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植根于亿万民众牢不可破的信念。所有这些发展与普及，为后50年得到政府重视准备了人才基础与图书资料基础。否则，国民政府推动的废止中医政策得到实施，后50年也只能有为数十分有限的末代中医了，虽有后50年逢春的甘露，也难以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取得如此迅速的重大成果。

上世纪前50年，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回顾这50年，首先是中国的积弱贫穷，广大人民、知识界谋求国家强大与人民富足，但当时谁也未能拿出有效的办法，而是着眼于列强思维，忽视中华固有文化的洋务思想、全盘西化思想几乎居于统治地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军事、科学文化艺术以及医学界，西化就意味着进步，强调国学则被视为落后、不科学，这种现象几乎成为社会时尚。此风在医学界尤为突出。这是当时大潮使然，分析起来，那些持此种观点的医学界人士，大多数似乎也无可厚非。当然，对那些心存宗派情绪者，他们并不认识中医，对中医一无所知，只是跟随大潮，听从少数人对中医的非议。他们不调查不研究，不考虑中国实际，一味跟着洋人的指挥棒跑，视中医药为落后、不科学，甚至视之为中国卫生发展的障碍。这些极少数代表人物的思想，应当予以澄清，予以分辨，给予批评，当然在批评中不可忽视还应尽可能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责任编辑：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