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中医药 朱琏：“刚毅果敢”的战地医者

朱琏（1909~1978）。

朱琏（1909~1978）生于江苏省溧阳县南渡镇，她9岁开始读小学，16岁高小毕业，18岁考取苏州志华产科学院。在校学习期间，她节衣缩食、生活简朴，成绩优异。1930年3月，朱琏以优异成绩提前3个月毕业，进入上海普善医院担任产科主任兼司药主任。同年，朱琏结识了溧阳县革命志士陶希晋，共同的信仰使他们在生活上走到了一起。1932年，朱琏随陶希晋到河北石家庄正太铁路医院当医生。1935年朱琏与陶希晋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朱琏成为了石家庄第一位女党员。1936年2月，根据组织指示，朱琏辞掉了铁路医院医生一职，开设诊所，作为石家庄市委活动机关和联络点。3月1日，“朱琏诊所”开业，诊所从开业起就担负着“搞好医务工作、扩大诊所的社会影响、掩护党的工作”的重任。朱琏利用她高超的医术和特殊的身份，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搞出一套我们中国的新医学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石家庄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朱琏先后当选常务委员、主席。随后，朱琏又组织成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并任会长。9月，借周恩来、彭德怀等途经石家庄之际，中共石家庄市委以抗日救国会名义，召开群众大会，朱琏主持了大会。周恩来、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下旬，朱琏随陶希晋带领石家庄市委成员西上太行山，她把自己的财物和全部医疗器械献给了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医院。同年冬，朱琏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野战医院院长。1938年4月，在日军进攻太行山的一次战斗中，野战医院与司令部失去联系，朱琏果断带领警卫战士掩护伤兵转移，甩掉了敌人追击，最终与师部会师。朱琏临危不惧的英勇行为，受到了一二九师首长的表扬，师部授予她“刚毅果敢”光荣称号，不久被任命为师卫生部副部长兼野战医院院长。

1940年初，朱琏北上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兼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门诊部主任。

这一年，朱琏再次看到了阔别两年的周恩来。周恩来认出了朱琏，热情地向她问好，勉励她不要抛弃医疗业务：“业务要精益求精，要多多地为党培养医务人员。”“你们不要老是执著（着）洋教条，要遵照毛主席教导，努力学习中医，要团结新老医务人员，用中西医两种方法为部队、为人民防治疾病，搞出一套我们中国的新医学来。”

与针灸结下不解之缘

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明了边区医务工作的方针，“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死亡。”朱琏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的讲话为她指明了医疗工作的方向。

文教大会期间，中西医召开座谈会。会上，延安知名针灸医生任作田老先生贡献出自己30多年行医经验，希望西医同仁研究针灸治病的道理。任老一讲完，来自前方野战部队的一些西医医生就发起签名拜任老为师，朱琏当场报名，随任作田先生学习针灸。任老对自己和学生极其严格，要求不断地练习针灸手法，包括“练心、练指、练法”三个要素。练心，指的是养成专心致志、谨慎细致、对病人高度负责的作风；练指，指的是勤练指力；练法，指的是勤练手法。任老常用的针术有“八法”“十术”，把九、六补泻手法娴熟地运用于其中，以补虚泻实、协调阴阳为治疗的主要目的。

朱琏边学习，边试用针灸在门诊为来自前方的战士、干部和延安的群众治病，从中不断感悟到针灸的神奇疗效。她运用针灸疗法治愈了自己的坐骨神经痛，深受启发，下定决心从事针灸事业。从此，朱琏便与针灸结下了不解之缘。任老的针灸学术观点，尤其是关于进针法和以“八法”“十术”为代表的操作手法，以及针灸在临床观察研究中的成果，我们都可以从朱琏的专著《新针灸学》中看到传承、发展和创新。

推行针灸是创造中国新医学的重要途径

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朱琏深刻体会到针灸的独特长处。她在《新针灸学》一书的序言中以生动的语言系统总结了针灸的六大优点。

第一，治病的范围广，疗效好；第二，使用方便；第三，节省药品；第四，安全；第五，有时能帮助诊断；第六，易于掌握与推广。

上述六点是朱琏结合自己一线问诊和医务管理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出的针灸六大优点。

不仅如此，她更是从毛泽东提出的团结与改造中医的使命出发，强调了学习针灸的重要意义。如她所言，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就是团结中西医，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创造我国新医学。她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认为，毛主席提出的团结与改造中医，也是对西医本身的改造。我国古代医学里面，最便于学习与掌握的就是针灸，而它又寓有高深的学理。所以积极推行针灸，并深入研究，应当是团结中西医、创造中国新医学的重要途径。

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

1945年冬，朱琏和陶希晋从延安回到一别六年的太行山，来到河北省武安县。朱琏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兼边区医院院长。

为了解决边区和部队缺医少药的困难，朱琏在医院中大力推广针灸疗法，用针灸为患者治病。她一方面在门诊践行针灸，一方面广泛收集针灸图书，学习研究并编写讲义，开展普及针灸疗法的教学。

1946年，朱琏在武安县开办了3期针灸训练班，培养针灸人才，传授在延安学到的针灸医术，为部队战士和群众治病，深受军民欢迎。1948年，在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支持下，朱琏在平山县创办了华北卫生学校并兼任校长。学校分医生、妇幼卫生、助产、针灸4个班，各班都开针灸课，由朱琏亲自编写教材并讲课。1949年3月14日，朱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与针灸术》，向全国人民介绍针灸疗法。

朱琏十分重视针灸临床诊疗，她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大量临床病例来体会和验证疗效。她始终把针灸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不管工作如何变动，职位是高是低，从不脱离临床；公务再繁忙，也坚持看门诊。正如她所说，做一个医生，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医生的服务对象是人，就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这不能是一时的想法，要做到一生才行。要让患者见到你以后，病就好了一半。（薛琳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陕西省协同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