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6•学术与临床4：国医大师张大宁：对中医学四大经典的思考

中医学中常提到“四大经典”，但究其具体所指，却众说纷纭。张大宁认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

四大经典所指不一

张大宁认为，“四大经典”一词源于古人“四圣”之说。清代著名医家黄元御著有《四圣心源》一书，所谓“四圣”，指黄帝、岐伯、扁鹊、张仲景四位医家。《四圣心源》是为四圣之著——《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释义，这应是对“四大经典”最早的提法。

“四大经典”一词正式提出是在1955年，卫生部制订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届西学中班教学计划中：“学习中医必须要系统学习‘四大经典’，即《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部著作”。1960年，卫生部组织全国五大中医学院主编全国第一版中医院校教材时，曾作说明：“本教材取材于四部古典医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医界对“四大经典”的说法越来越不统一，如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曾提出：“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为四大经典”。近年来，在执业医师考试和各种晋升考试中，多以《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为四大经典，其中“温病”的含义，并非《温病条辨》，而是指“温病学”。

张大宁曾在各种场合重申“温病是一种病，并非是一本书，经典首先应是一本书。” 近年来，中医学术界对四大经典的说法有所改变，如《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医学史》中，将《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列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这种说法虽然在中医院校教材中出现，可仍未获得业内的全面认可。在各种著作和刊物中，“四大经典”具体所指仍较为混乱。

经典的含义

“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铜器铭文，其意义是“经维”，也就是“经营”的意思，最初字形为“坙”。“经”字作为“经典”解释是在战国之后才出现，如把儒家重要著作称为“经”初见于《庄子·天运篇》，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中华大字典》载：“经，经书也”；《文心雕龙》云：“三极彝训其书曰经”；《博物志》云：“圣人制作曰经”，均认为“经”应该是一本“书”。又如，班固在《白虎通义》上解释“经”为“常”，即常道，也就是永恒不可改变的道理；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孔广森曰：“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经天之义”即指如日之经天，不可改变；段玉裁注释《说文解字》的“经”时提出：“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这些都说明“经”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其论述的道理是长久不变的常理。

“典”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重要的仪式；二是指重要的著作。

“经典”强化了著作的重要性，所以其含义应该是在某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或做出巨大贡献的著作。儒家把《诗》《书》《易》《乐》《礼》等列为经典，即是这个道理。所以，张大宁认为中医学的经典应该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中起到重要奠基作用，或对中医学辨证论治独特诊治体系的确立做出过巨大贡献，成书年代较早，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著作。

四大经典的命名

基于上述原因，张大宁认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应该为《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巨著，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这以前中医学尚未形成一门系统完整的学科。因此，《黄帝内经》的产生，在中医学的学科形成和发展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奠基作用，故被后人称为“言医之祖”。《黄帝内经》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医学理论的基本概况，《素问》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心理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等，凡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象经络、精神气血、诊法治法、养生预防等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灵枢》中除了论及人体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更着重论述了人体经络、腧穴气血、针具刺法等，正是这些重要论述，构建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学发展奠定了良好坚实的基础。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约成书于公元二世纪左右，总结了东汉之前有关中药的实践经验，奠定了中药学的理论基础。《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该书将这365种药物按其性能功效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为“补益品”“久服轻身延年，无毒”；中品为“遏病补虚”“无毒有毒”，酌情服用；下品为“多毒，不可久服”，以驱邪为主。这种分类法值得后人借鉴。此外，该书还概括地论述了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如：方剂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药物的七情和合理论、药物的性味功能、药物的加工炮制方法、临床用药原则、服药方法、药物的功效主治等，可以说是一部集中药学大成的经典。

至于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主要成就是开创、确立、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础和典范，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次质的飞跃，将该两部著作列为经典是当之无愧的。